父亲一辈子用过三部车：牛车、独轮车和板板车。

我记事时，父亲只有30多岁，理着小平头，喜欢吹口哨。

那时，父亲被安排在公社运输组，用着一部牛车。

牛车是木制的，有一个把手、一个车厢、两个轱辘。把手有大腿粗，比车厢长两倍左右，轱辘边沿包着铁皮。牛车可载两千多斤重物，行走时老远就能听见“嘎依——嘎依”的声音。

一天，父亲驾驶的牛车陷于泥坑中，再怎么鞭打水牛也无济于事。众人见状过来帮忙推，“一，二”，还没喊到“三”，车子就蓦然飞起来，轱辘瞬间从父亲两条小腿上碾过，他“啊”了一声就失去了知觉。

父亲醒来时，躺在卫生院。主治医生说：“必须锯掉两条小腿，不然命保不住。”

听了这话，父亲急得大声哭喊：“不要锯啊！”

祖母听说冯口公社卫生院有个姓张的医生看跌打损伤蛮行，就和我母亲连夜把父亲转到那里。

张医生看过父亲伤势，说：“骨头全碾断了，不过还有救。”他给父亲打了麻药，用手轻轻地揉捏断了的骨头，慢慢校正。处理完后，他给父亲双腿涂上厚厚的石膏。

三个月后，父亲没死，又能跑了。但打那以后，父亲就远离了牛车。

此后，我的二弟、三弟、幺弟相继出生。我家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，即使天天吃难以下咽的菜饭也几乎到了吃上顿没下顿的地步。父亲常常推着独轮车到生产队里干活。独轮车也是用木头制作的，有两个把手、两个车腿、一个车厢、一个轱辘。农忙季节，父亲靠它运输牛栏肥、猪栏肥、化肥、大豆、麦子、棉花、谷子、油菜籽和粟米；农闲时节，父亲用它到水利工地上运土方、砖块、石头和水泥。

收工回家，父亲从不闲着。为了维持生计，他顶着压力，在自留地种上可以卖钱的甘蔗。夏天，他几乎每天中午和晚上都要推着一车一车的土，倒在田边，再用篾箕端到田里为甘蔗培土。他顶着烈日，赤着脚，汗水顺着脚淌到田里，踩出一条泥泞的路来。春节到了，父亲把甘蔗绑在独轮车上，推到刘巷街去卖，再用卖来的钱到江北买大米。

父亲很节约。他规定：全家只能吃早、中两顿菜饭。姐姐当时刚满10岁，我不到9岁、二弟三弟不到7岁，幺弟不到5岁，按现在的说法，我们都处在生长发育的黄金期，需要及时补充营养，而当时我们却忍饥挨饿。

每天夜晚，我都极不情愿地躺在床上，脑子里只有两个字：“吃饭”。白天上课的时候，我从不敢举手发言，也最怕老师点我回答问题。因为太饿了，即使坐着也感觉整个教室在倾倒，要使劲抓牢桌子，才不至于坠地。

偶尔，父亲收工回来，独轮车上会放几条发臭的死鱼，他说那是在集体养鱼的堰塘里捡来的。死鱼经过祖母的烹饪，成为美味佳肴。

转眼进入20世纪八十年代，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大地，我家忍饥挨饿的日子终结了。又过了几年，我们兄弟姊妹都成家立业了，三个弟弟家都建了楼房。

我和妻子都在外地参加工作。那年，我们有了可爱的宝宝。父亲知道后高兴得不得了，立即叫三弟送我母亲来照顾坐月子的妻子。

那些年，我们全家每年春节都会回家。而一回家，我总会看见父亲拉着一辆板板车。

板板车大部分是木制的，由两个把手、一个车厢和两个轱辘组成，轱辘是用钢圈、钢丝和轮胎做的。因车厢全是木板，所以叫板板车。

那时，父亲已年近古稀，但他仍然种着两亩蔬菜。他说，要靠劳动养活自己和我母亲，不给儿孙们添麻烦。他舍不得买化肥，菜地全部施用大粪。他在板板车上安装可装一千多斤大粪的座桶，然后到几里甚至十多里外的集镇、学校等地掏粪，装满后把绳子套在肩上，把板板车拉到菜地里浇粪。有的路面坡度较陡，父亲拼着老命，一路辛苦一路汗，从来没有听他说过一个累字。

父亲82岁那年，身体依然硬朗，照例拉着板板车行走自如。有一次，父亲买回散酒，喝了几杯就不省人事。母亲叫来二弟，把父亲抬上床。父亲这一觉一睡就是几天，其间母亲给他喂了几次水。后来才知道父亲那次喝的酒不是酒，而是不法分子勾兑的甲醇，枝江、宜都、当阳等地有多人因此中毒身亡。

两年后，父亲平静地走了。

送走父亲那天，我遂了父亲心愿。我把他使用过的板板车推到老家公路旁，连同他的床、棉被、衣物一起，一把大火烧了。

（作者单位：湖北香青化肥有限公司）

编辑：陈慧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