侯兴存    /山昆公司 供图

老兵档案：

侯兴存，党员，1929年出生，1945年参加革命，1947年参与土地改革工作，1951年进入太原卷烟厂（今山西昆明烟草有限责任公司）工作，先后任车间副主任、生产调度室主任等职，1990年离休。

山西盂县清城镇清城村，一座普通的北方村落，承载着我刻骨铭心的记忆。1929年，我在这里出生，幼年亲历日寇屠刀下的山河破碎，16岁扛枪投身抗战。跟党走，成为我一辈子的信仰。

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，日本侵略者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，对山西展开了疯狂的军事进攻。日寇的铁蹄踏破清城村的宁静，他们走到哪里就抢到哪里，乡亲们辛辛苦苦种的粮食，养的鸡、羊、牛等全被他们洗劫一空。大家为躲避扫荡逃进深山，未及逃离者惨遭屠戮。1940年，日寇对盂县长池以北的抗日根据地展开“见人就杀，见房就烧”的大扫荡，所到村庄20多个，处处生灵涂炭。母亲与祖母在贫病交加中含恨离世，3岁的妹妹因无人照料而夭折。

为求生计，父亲将我送至县城一家澡堂当童工。那时候盂县是日寇侵占太原的据点，来洗澡的有很多是日本鬼子。一次给日本兵搓澡时，我暗藏恨意，故意用尽力气搓得鬼子一个趔趄差点摔倒，也因此换来了一记耳光。老板慌忙赔笑解围，我把拳头攥得紧紧的，仇恨与不屈深埋心底。

1941年至1942年，日寇在山西持续开展“治安强化运动”，清城村沦为“准治安区”。鉴于无数次“扫荡”失败，日寇决定在其占领区和抗日根据地的交错地带挖封锁沟、筑封锁墙，并沿着这些沟墙遍筑碉堡，妄图利用“蚕食”政策困死抗日军民。

13岁时，我加入抗日儿童团，以稚嫩肩膀扛起站岗放哨的重任。我与伙伴们模仿各类动物的叫声、做各种各样的标记迷惑敌人，掩护八路军。

1945年2月，16岁的我正式加入地方武装部队，主要任务是配合前线作战，在后方干扰日寇，巩固抗日根据地。地雷、手榴弹、铺盖卷成了我贴身的“伙伴”，两三个月不脱衣睡觉、不解绑腿是常事。当得知日寇要来村里时，就提前在他们要经过的路上埋好地雷。

清城村边上的公路是日寇运输装备的必经之路，我与战友发动群众，冒着被炮楼上日军机枪扫射的危险，趁着夜晚用洋镐、铁锹将约4米宽的路每隔一段就挖一条沟。往往日寇白天刚把路修好，我们就连夜将之损毁。

除此之外，我还与大家努力做伪军的工作，劝他们改过自新，为抗战作贡献。近80年过去了，那场惊心动魄的“里应外合”夺枪行动，我依然记忆犹新——

有一次，我们提前埋伏在日寇的炮楼下，利用他们吃午饭之际，安排事先已被策反的伪军里应外合、统一行动。被策反的伪军在做饭时有意加大剁肉切菜的声音，并尽可能多备酒肉，拖延吃饭时间。我和战友们兵分三路，一路先割断电线，切断敌人的通讯联系；另两路埋伏在文昌山附近的玉米地里，掩护和配合夺取武器的行动。午饭时，楼里的哨兵全部换成了被我方策反的伪军，负责监视敌人行动。楼里的伪军趁机将日寇的枪支捆在一起，带枪越墙跳了出来，冲破铁丝网，冲出山门并拉掉了搭在壕沟上的门板。这一切不巧被一个日本鬼子发现了，他高声呼喊着追了出去，所幸被我方埋伏人员打中胳膊。敌人立刻乱作一团，但因为失去大量武器，龟缩在炮楼内不敢出来。此后，我方将日寇围攻了4天4夜，重创了敌人。

抗战胜利后，我又投身解放战争，1947年因伤返乡。养伤期间，我积极参与土地改革工作，动员群众支援前线。1951年，伤愈后我进入太原卷烟厂工作，从车间副主任到生产调度室主任，一直坚守在卷烟生产一线，直至1990年离休。

我经常给后人讲我的抗战故事，告诉他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，要懂得感恩、倍加珍惜。我常说，跟了共产党，这辈子值了！

（通讯员单位：山昆公司）

编辑：刘世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