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年深秋，我放假回村，早上，露水在老槐树叶上凝成霜花，我看见张文义爷爷又佝偻着背往井台挪去。他脖颈处和侧脸上那几道蜈蚣似的白疤，在晨雾里若隐若现。村里人见了他，总要停下手里的活儿，恭敬地喊一声“张叔”或“张爷爷”。儿时的我们一些小伙伴见到他后，都跑得远远的，尽管他是一位和蔼可亲的慈祥老人。我们都怕他脖子上那一道道疤痕。

谁能想到，这个走路都打晃的老人，曾是让日本鬼子闻风丧胆的抗日英雄，他脊梁上的每一道弯，都藏着比松花江还长的故事。

村里老一辈人回忆说，1932年腊月，9岁的张文义跪在雪地里，看着父母的坟头被北风卷来的积雪掩埋。一双结满冻疮的大手突然将他拽进怀里——是堂叔张二这个一辈子没成家的庄稼汉，用破棉袄裹紧怀里的张文义，在呼啸的北风里走了十几里山路。“别怕，有叔在。”张二呼出的白气在两人头顶凝成冰碴，却暖透文义的心。

往后的日子，叔叔的脊梁成了文义的天。饥荒年景，叔叔把掺着树皮的苞米糊糊全喂进他嘴里，自己啃着冻硬的谷糠团子；寒冬腊月，叔叔把唯一的棉被盖在他身上，自己缩在炕头打哆嗦。为了供文义念书，叔叔白天在地里刨食，晚上偷偷编筐换钱。有次文义发烧说胡话，叔叔背着他在雪夜里狂奔十几里求医，回来时棉鞋都磨得露出了脚趾头。

1940年，17岁的张文义瞒着叔叔参了军。临走那天，他在窗台上留了张字条：“叔，等我打跑鬼子就回来。”在东北抗联队伍里，他像棵扎根黑土地的红松，在零下30摄氏度的雪窝子里潜伏，在枪林弹雨里冲锋。1943年的一次伏击战中，日军的炮弹在他身边炸开，飞溅的弹片划过脖颈，鲜血浸透了棉袄。可他咬着牙继续还击，直到支援部队赶来。战后，他被授予二等功。

抗战胜利后，组织上准备送他去军校深造，大好前程就在眼前。这时，一封家书改变了一切。信上歪歪扭扭地写着：“张二叔病重。”张文义握着信纸，眼前浮现出叔叔佝偻着背在雪地里背他的身影，想起那些饿着肚子也要让他吃饱的日子。那个晚上，他在煤油灯下坐了一夜。窗外的月光洒在军功章上，映出他眼角的泪。“国已经安定了，家也该有人撑起来。”天一亮，他交上了退伍申请。尽管上级舍不得放他回来，尽管战友们哭得泣不成声，张文义还是义无反顾地回到村中。

回到村里的张文义，把军功章和奖状锁进木箱底，扛起锄头成了地道的庄稼汉。镇里要给他安排轻松体面的工作，他摆摆手：“我哪儿都不去，就守着这片生我养我的黑土地。”20世纪80年代初，他带着村民办起砖厂，手把手教大伙儿烧砖技术；又领着年轻人种起经济作物，把穷得叮当响的村子变成了远近闻名的富裕村。可又有谁知道每当霜雪天气时，张文义疼得满炕打滚，满身伤病让他疼痛难忍。村里人知道后，更加尊敬他了。

岁月在张文义的脊梁上压出越来越深的弧度，可他的心始终年轻。53岁那年，他主动辞去村支书的职务：“该让年轻人闯闯了。”卸任那天，全村老少都来送他，有人抹着眼泪说：“张叔，您这脊梁弯了，可撑起了咱们整个村子啊！”

1998年夏天，松花江洪水肆虐。松花江一条支流经过我的家乡北安市拜泉县通北镇，那条堤坝不仅保障着附近十几个村屯的用水，而且保护着我们的安全。一旦决堤，十几个村屯都会受灾。堤坝被冲开那天，已经60多岁的张文义，拄着拐杖站在决堤口大喊：“跟我上！”他拖着布满弹片伤痕的腿，和村民们一起扛沙袋、堵决口。洪水退去那天，他累得瘫在泥水里，却笑着说：“当年打鬼子都没怕过，还怕这大水？”

张文义爷爷永远离开我们那天，全村人都十分悲痛。按照他的遗愿，军功章随他而去，他曾说：“我是党的儿女，祖国母亲的孩子，为国为家做的一点点贡献不值得一提，军功章不留给儿孙们，是怕他们因为我这点功劳而骄傲，给政府添麻烦。还有，前几年政府部门给我的老兵补贴，我一分没动，我死后不留给儿女，全部捐给镇上修养老院，为家乡献上最后一分力。”

张爷爷彻底离开了，但他门前的老槐树一直生长旺盛。每当有人路过，总会不自觉地放慢脚步。张爷爷脖颈上的伤疤，永远弯着的脊梁，成了村里人心里一座活着的丰碑——那是最朴素的家国情怀，是先为国战、后为家守的担当，更是一个普通人用一生践行的承诺。

村后的松花江还在流淌，带着冰雪的记忆，带着英雄的故事，流向更远的地方。

（作者系黑龙江齐齐哈尔市拜泉县零售户）

编辑：陈慧芳